暴利驱动下的“利益共同体”

 

　　2018年上半年，随县当地砂石市场价格突飞猛涨，河砂由每立方米50元暴涨到每立方米160元，山砂价格上涨近3倍达到每立方米110元，采砂获利空间巨大。

 

　　2019年7月28日，荆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非法采砂案，连续摧毁6个犯罪团伙。该案盗采砂石1500余万吨，涉案金额近2亿元，涉案人员700余名、涉案船只近500艘，销售范围覆盖5省市24地市。

 

　　大多数采砂行为存在一条隐秘的利益链条，形成了盗挖、运输、加工及销售一条龙，各个环节都有非法利益获得者。

 

　　采砂者以高价承租村民、集体耕地、山地，或者村民开荒的河坡地，一些村民与村级组织获得了利益。有的村干部本身也会参与这项暴利的行为。采砂者租用机械设备开挖，租赁设备经营单位得到了利益。采砂者租用大型车辆运输挖出来的砂石，运输公司获得了不菲的报酬。采砂者将盗采的砂石出售给项目建设单位，双方均不需出具收据，项目建设单位不需支付税费，可以低价获得砂石。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采砂行为在地方竟然是“合法”的。面对国家的严格环保政策，某些县乡政府为保护招商企业，出台“土政策”，符合了这些政策就予以保护，县级主管业务部门、执法部门也默认了这些违反国家法律的标准。

 

　　一些乡镇由于财政资源紧张，面临着偿还债务的压力，于是变通执行国家的相关政策，成为采砂企业的“保护伞”。相关企业通过采砂获得了暴利，而将暴利的其中一部分输送给乡镇政府，也就是说乡镇政府与企业结成典型的“政商利益共同体”。

 

　　监管执法困境重重

 

　　即使没有地方上的“保护伞”，要想严厉打击盗采行为，彻底根绝，难度依然很大。砂石盗采此类违法行为链条长，隐秘性强，还有可能存在黑恶势力插手等违法犯罪行为，执法风险大。

 

　　笔者调研发现，一些山区，河道线非常长，山体非常多，山石盗采、沙石盗采现象更容易发生，发现难度大。面对巨额的暴利和黑恶势力的威胁，执法队员被收买的风险很高，通风报信的并不少见。一位副镇长曾经带队执法砂石盗采问题，好不容易将相关执法单位人员凑齐，凌晨两点出发，开了一辆面包车去，堵了一辆大卡车。谁知对方一个电话叫来了几十人，把他们堵在车里，根本出不去，最终大卡车扬长而去。有的村民报案，还没有走到家，就被打电话威胁了。

 

　　不仅如此，治理砂石开采涉及众多职能部门，执法机制本身不健全，客观上也给违法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于砂石盗采行为，法律赋予国土部门管理职责，而到了运输和流通领域，又涉及市场、交通、税务等部门。

 

　　同时，过度强调属地管理，将打击砂石盗采的主要责任加于乡镇政府，也让执法面临困境。事实上，乡镇政府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上报问题，处理问题需要协调众多执法部门的关系。

 

　　在各种因素交叉重叠的管理模式下，大量的时间消耗在沟通协调上，在联合执法中时常出现“配合部门不配合”的窘况。

 

　　让治理能力强起来

 

　　非法采砂对生态环境、河道安全等都带来严重威胁，不能成为“不治之症”。各地应做好统筹规划，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前提下，加大治理力度。

 

　　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执法责任主体。从执法权力来源上，明晰各执法责任主体，通过开列问题清单、执法权力清单、绩效清单，彻底解决传统联合执法较为松散、针对性不强的难题，扭转长期困扰基层部门疲于应付、推诿扯皮、效率不高、流于形式的工作状态。

 

　　建立综合执法协调机制，推进跨部门协作。上级政府应明确赋予乡镇执法召集权、评价权、考核权、否决权，实现权责匹配。乡镇党委可以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镇党委书记是临时党支部书记、召集人，相关条线部门是成员单位，以便属地政府能够及时召集上级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规范执法程序，加强督查问责。对于每次执法，乡镇政府均要做好详细记录，作为督查考核的依据。当执法协同出现问题，监委、纪委能够迅速介入，进一步推动执法力量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