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叶惠丽委员建议，京津冀三地要构建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产业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协同发展。

　　“工业废弃物、废旧车辆、废家电本身就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是城市矿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京津冀三地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遵循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有效处理，这不仅关系到京津冀三地的环境保护，也涉及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叶惠丽说，这一问题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两个重点领域，是促进三地错位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京津冀三地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存在的问题是，三地行政壁垒妨碍协同处置。

　　叶惠丽建议，要建立三地一体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突破天津、北京、河北三地行政区划壁垒，借助“互联网+”，建立新型回收交易平台、智能回收新模式和逆向物流回收网络，形成扁平化、高效率、信息化的京津冀三地一体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促进废旧资源按市场化配置原则向加工基地集中，实现再生资源的规模化聚集。要进一步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空间布局。以资源定发展，建设一批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要充分利用天津、北京、河北现有的产业园区，根据资源种类加以改造提升，实现产业聚集效应。 要采用“飞地经济”模式建立新园区。在京津冀三地产业布局过程中，三地政府可以采取共建园区的方式，构建京津冀“飞地经济”合作模式，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资源互补、协调发展。

　　

　　堆积的废弃物

　　京津冀污染物的排放，以固体废物排放量最大。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台盟北京市委主委、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建议，构建京津冀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产业体系，是改善京津冀生态环境、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的重要路径。

　　蔡国雄建议，该产业体系要具有规模化、集约化、高值化、无害化特征。围绕北京周边以及在大宗固废集中的地区，应建立一批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产业基地；建立京津冀三地一体的规范化回收网络，完善城市固废和工业固废收运体系，实现废旧资源的大规模聚集；要衔接回收、初选、分拣、加工再生、高值化利用以及无害化处理各个产业环节，打造固体废物循环利用产业链条；要有一个物流支撑系统，充分利用第三方物流。

　　在操作层面，蔡国雄认为，要建立京津冀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省部级联席协调机制，逐步破除限制跨区域综合利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固体废物、再生资源法律法规，出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法》，做到有法可依，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规定。如，明确从事回收与再生资源企业的准入门槛，明确商品生产企业和商场的回收责任等。建立京津冀统一的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行业标准体系，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统一的行业管理政策，清理不利于三地一体化发展的屏障。

　　政府还应推行绿色采购，或制定一些强制措施推广使用再生产品，为固体废物处置企业提供一定的市场空间，为全社会循环化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

　　沈瑾委员建议

　　京津冀地区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区域人口的急速增长，用地的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集聚发展，也引发了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沈瑾建议，京津冀区域在共同的平台上，划定生态红线与增长边界，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促进生态环境质量共同提升。

　　沈瑾委员介绍，京津冀区域共划生态红线有利于在区域层面上对生态资源进行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物种不被破坏，实现京津冀区域打造成为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的目标；有利于在区域层面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各类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提高生态资源服务能力；有利于在区域层面实现全域空间管制，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协调发展，实现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在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天津和河北省都分别开展了生态红线的划定工作，但由于划定主体不同，造成划定结果也存在差别。”沈瑾呼吁，成立京津冀三地生态红线划定工作协调组，共同梳理生态要素分布、质量，实现生态资源一张图。明确各地区各部门工作职责，实现部门之间的横向衔接，同时制定并出台统一的划定和管理办法，明确划定、审批、调整标准和程序，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建立生态保护红线考核与责任追究机制，建立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开创京津冀区域生态管理的新模式。